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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山学者”陈炎: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东巴文字

    云岗大佛

    演讲人:陈 炎

      时 间:5月13日

      地 点:厦 门

    陈炎 1957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墨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主要从事文艺学专业、美学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兼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探讨;曾于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逾百篇,出版《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反理性思潮的反思》等学术著作多部,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四卷);曾赴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讲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曾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学术奖励和“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泰山学者”等荣誉称号。

    今天,我们要讲两个人人皆懂而又人言人殊的概念——。

    说这两个概念人人皆懂,儿不夸张。就连六岁的孩子也会说:“你这人不文明!”“他显得没文化!”不仅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的运用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以至于随处可以看到“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以及“食文化”、“性文化”、“家乡文化”、“地域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字眼。

    说这两个概念人言人殊,也一点儿不夸张。不仅中国学者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就连外国学者也未能达成一致的共识。十年前就有人指出:“英语中文化的定义有260多种,据说是英语词汇中意义最丰富的二、三个词之一”。十年后仍有人认为:“从各自的问题视域和致思角度出发,不同学科和立场的研究者都对这一概念作出了广狭不一、取向各异的界定,其说之繁不下百种。‘文化’的涵义亦因之而日见庞杂和深广。”

    我今天显然没有办法一一介绍这些不同的观点,而只把我自己对“文明”与“文化”,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看法讲给大家。我这种看法曾经发表在2002年第2期的《学术月刊》上,后被2002年第6期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不仅如此,这其中的主要观点还被收到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教材里。当然了,这种看法也只代表本人的一孔之见,它既不同于施宾格勒,也不同于汤因比,并且也不急于寻求广泛的理解和认同。

    考古学家对“文化”一词的经典使用方式,就是从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物在建筑、工具、器皿的风格和样式上入手的。

    首先,我们来给“文明”(civilization)与“文化”(culture)这两个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极为模糊的概念作一个简单的界定。

    在我看来,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

    我们知道,人作为一种“类存在”,至少具有使用和制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依赖和凭借社会关系(包括一切社会制度)、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包括一切精神享受)这三个基本特征。唯其如此,人类才可能有对真的探索、对善的追求、对美的创造。反过来说,只有在对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创造之中,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点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种族的人类群体概莫能外。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文明有着统一的价值标准。

    换句话说,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进行真的探索、善的追求、美的创造。人类要进行真、善、美的探索、追求和创造,就必然会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重重矛盾,而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程度。请大家注意,在这里“程度”一词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尺度、一种标准、一种价值取向。当我们说“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程度高于封建时代的文明程度”这句话时,既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能力高于封建时代,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组织形式较之封建时代更能焕发人类群体改造世界的总体能力,还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产品及其享受形式比封建时代具有更高的水平和质量。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文明的尺度,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尺度。

    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请大家注意,在这里“特征”、“风格”、“样式”这三个词也很重要,因为它不应该是统一的、一致的,而恰恰是不同的。由于人类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样式。

    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对“文化”一词的经典使用方式,就是从不同地域的出土文物在建筑、工具、器皿的风格和样式上入手的。由于旧石器时代不同地域出土的器物中尚无风格和样式上的显著差别,因而“文化”一词只有在新石器时代以后才被广泛使用,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例如龙山文化的发现即是由一片黑陶引起的,由于这种黑陶器皿与仰韶文化的彩陶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样式,从而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不仅龙山的黑陶不同于仰韶的彩陶,而且良渚的玉器不同于大汶口的石器、红山的陶俑不同于马家窑的人像……正是这种风格和样式的千差万别,才使得同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华夏文明表现出五彩缤纷的文化形态。华夏文明如此,整个人类文明更是如此。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民族样式,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将会显得多么的单调乏味。

    若就这些不同风格、样式、特征的文化产品对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对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及历史水准而言,这些文化产品所包含的文明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但就这些风格、样式、特征与其所属的民族、地域、时代之间的关系而论,文化本身并无贵贱之别。

    譬如穿衣,我们穿的衣料能否取暖、是否舒适、可否满足人类自身的基本需要,这其间有着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穿西服还是穿和服、是穿旗袍还是穿超短裙,这其间又有着一个文化的问题。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衣衫褴褛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穿中山装是没有文化的标志。

    譬如吃饭,我们吃的食物能否果腹、有无营养、是否卫生,这其间有着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吃西餐还是吃中餐,是吃法国大菜还是吃日本料理,这其间又有着一个文化的问题。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茹毛饮血是不文明的表现;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吃美国快餐是没有文化的标志。

    譬如工具,我们用的器皿会不会渗水、是不是坚固,这其间有一个文明的问题;至于是用石器还是用玉器,是用彩陶还是用黑陶,这其间又有一个文化问题。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之间排列出一个文明的序列;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却不能说色调单一而又质地细密的黑陶没有文化品位……

    如此说来,文明与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一般来说,文明的内在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总会包含着文明的内在价值。如果说穿衣有着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穿西服还是穿和服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的服装;如果说吃饭有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有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没有任何风格和样式的抽象的饭菜;如果说使用器皿有一种文明的内在价值,那么用中式的陶瓷酒盅还是用西式的高脚玻璃杯则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我们很难设想一种不带民族、时代、地域特征的抽象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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